部长总说多亏有补贴，大马的通货膨胀才没有爆冲到11.4%，5月还能维持在2.8%，6月虽因食品价格大涨升至3.4%，但比起其他区域及欧美国家，仍然处于低水平。

这些数据你可能看了无感，但说起导致通胀攀升的食品中，6月肉鸡价格每公斤10令吉零2仙，远高于去年同期的8令吉55仙，印度煎饼按月大涨10.5%，在家用餐的花费也比5月增加6.1%，杂饭大大涨价，每个月钱包都在“缩水”，应该多少有点“痛感”了吧。

几个月前，5公斤的瓶装混合食用油每瓶冲破40令吉，引发人民怨声载道。你又是否能够想象，往后不再有食用油、鸡蛋、肉鸡、电费、面粉等食品及燃油补贴的日子该怎么过？当补贴细水长流以后，我们是否还能戒得掉？

《投资致富》特别企划“补贴，是救赎还是噩梦？”系列，访问经济学家、学者及税务专家，深入浅出剖析大马整体补贴现况与改革挑战，同时观摩区域国家的补贴形式看有无可供参考借鉴的部份，最后告诉你，我国到底还有没有能力继续补贴，政府能否借著补贴危机，开启改革的转机？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很多人对补贴一知半解，补贴这个词也有财政上贴补的意思，泛指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向某些企业提供的财政捐助及对价格或收入的支持。到了今时今日，政府补贴最普遍的形式是发放一笔钱，或从税务角度给予相关优惠，以降低生产者及消费者面对的价格压力，而一般获得补贴的通常是公众利益相关的产品，比如农产品。

拉曼大学商业与金融学院教授黄锦荣博士指出，补贴一般发生在发展中或比较落后的国家，而政府补贴的目的是为纾缓人民生活费，这也是国家独立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主要用于解决贫困问题及作为扶持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

“在大马，管理补贴已经不是新鲜事，毕竟从政府倡议合理化补贴至今也超过10年，但鉴于社会契约的背景，要调整（补贴）首先需要被人民接受。”

回顾我国的补贴史，始于敦马哈迪初次任相的1983年，至今已39年，当初落实补贴主要是从让人民保护人民的角度出发，可不受国际波动影响，经历了那么多年，积年累月的补贴已成为一种弊端，而过往几任政府也都尝试推动补贴改革，无奈往往都无疾而终。

今年补贴逼近800亿

随著财政部长东姑赛夫鲁6月底披露，我国今年的整体补贴预计将逼近800亿令吉，而今年至今提供的各形式补贴已达773亿令吉，除了是史上最大数额，同时也是过去任何政府不曾承担的巨额补贴，再次引发各界对无限度补贴的忧虑。

不过，亚企理财中心税务与财务咨询总监拿督蔡兆源披露，这并非我国第一次创纪录的补贴，上一次是在2009年，当时规模为740亿令吉。

“早在2009年，大马在发展中国家堪称补贴最高的国家，当时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6%，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值的1.5%，同时也比印尼（2.7%）及菲律宾（0.2%）来得高。”

当初的创纪录补贴，也促使政府积极推动改革，并在隔年推出经济转型计划（ETP），由首相署部长兼表现管理和履行单位（PEMANDU）主导。无独有偶，现在的政府也在巨额创纪录补贴后开始推动补贴改革。

东姑赛夫鲁阐明，是时候研究终止全面补贴转向针对性补贴，将省下的钱重新分配给需要的群体。今年以来的整体补贴中，近514亿令吉用于补贴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气、食用油、面粉和电力；余下则用作社会援助的大马一家援助金（BKM）和其他形式的补贴。

政府打算从补贴占比最大的燃油下手，上月初已在特定油站试跑新燃油补贴制度。改革燃油补贴基本上已是过往几任政府的“心头刺”，较为明显削减补贴应是始于第五任首相敦阿都拉巴达威，在他的任期内，政府有过5次调涨汽油、6次调高柴油价格的记录，并在2008年6月4日宣布新燃油补贴制度。

改革燃油补贴既然已是好几任政府的“功课”，那么这次政府再谈改革，或可参照过去几任政府的改革措施，强化与调整不足之处，避免再重蹈覆彻。

我国过去15年的燃油补贴政策简要：

阿都拉時代

●第五任首相敦阿都拉巴达威
任期：2003年10月31日至2009年4月3日

2008年推出新燃油补贴制度，为引擎容量不超过2000cc的小型轿车及低于2500cc的四轮驱动提供625令吉现金补贴；引擎容量在250cc以下的摩托车则获得150令吉补贴。此外，也为引擎容量超过2000cc的轿车路税给予200令吉折扣；250cc以上的摩托车则获得50令吉的路税折扣。

纳吉时代

●第六任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任期：2009年4月3日至2018年5月10日

2010年推出新经济模式（NEM）、经济转型计划及政府转型计划（GTP），同时在新经济模式中阐明将继续检讨补贴政策。

2014年宣布RON95汽油及柴油零售价格自12月1日起，将依据每周燃油自由浮动管制机制（APM）。

事实上自动价格机制1983年起已存在，政府2014年12月议决停止补贴燃油，转而使用自动价格机制计算RON97、RON95及柴油价格。

根据燃油自由浮动管制机制机制，新加坡普氏燃油平均价（MOPS）及马币兑美元汇率是主导油价的两大主因。

同时，这项机制还纳入了数个固定成本，计算最终燃油零售价。

希盟时代

●希盟政府
任期：2018年5月10日至2020年2月24日

509大选狂胜后，执政一周即恢复燃油补贴机制，为燃油零售价设立顶价，当时RON95顶价设在每公升2令吉零8仙，柴油顶价每公升2令吉14仙。

计划在2020年1月落实汽油补贴计划（PSP），当时在2020年财政预算案拨出24亿令吉执行汽油补贴计划计划，以让低收入群体（B40）及中等收入群体（M40）共800万人可享有燃油补贴福利。

根据汽油补贴机制，燃油补贴受惠者每月可获得汽车30令吉或摩托车12令吉的燃油补贴，将直接将补贴汇入受惠人银行户头。不过，随后为避免引起混淆，同时不让东马、纳闽及西马间的燃油价格差距太大，2019年12月30日议决不推动汽油补贴计划，2020年7月29日正式取消该计划。

沙比利时代

●现任首相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利
任期：2021年8月21日至今

今年2月10日同意制定燃油零售价顶价措施，即RON95每公升2令吉零5仙及柴油每公升2令吉15仙，将通过补贴拨款来弥补市场价格和每周零售价格的差额。

但随著国际原油价上涨，政府今年1月支付的补贴已超过20亿令吉，相比去年同期的2亿令吉增加10倍，因此将检讨及更针对性落实补贴机制，聚焦弱势群体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6月底，财政部长表明，我国今年整体补贴总额预计将近800亿令吉，是史上且也是历来政府最大规模的补贴。

补贴政策切莫只跟政治走

纵观几任政府为改革燃油补贴做出的努力，不难发现每一任政府都用著各自的方式应对燃油补贴，而往往一项政策随著掌权人变更也跟著回到原点。专家直言，我国的确需要制定长期燃油补贴改革政策，且不应受政权更迭影响。

资深经济学家兼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董事李兴裕指出，因政府没有拟定一个长期补贴政策，往往都是在国际油价冲高时才来探讨如何补贴，所以无法把握最好时机。

“先制定框架，待油价趋低时敢敢推出补贴改革，当油价处在高位来改革，大家首先会担心通胀压力，更何况经济还在恢复元气中，又逢高通胀，现在改革马上就会面对通胀压力。”

他认为，补贴创新高凸显改长期补贴改革路线图的重要性，至少定下大框架不再三心两意，也能给人民一种确定性（Certainty）。

“不能因国际油价走跌又放慢燃油补贴改革步伐，转而聚焦其他补贴或发展计划，（政府）应该不管油价如何变动，持续构思并推动燃油补贴改革，就像当初决定放任RON97自由浮动后就不更改。”

制定燃油补贴改革路线图不单是对人民的承诺，他语重心长指出，这也能保障国家财政稳定度，知道政府承担的补贴金额，也能有一个肯定的补贴预算。

“毕竟我们的补贴不只燃油，还有其他比如食品、大道过路费、电费等，而政府都已延后调整这些补贴，我担心的是大选后，我国可能会是亚洲唯一面对通胀慢慢往上走的国家。”

燃油补贴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蔡兆源点出，既然政府已经开始试跑新的燃油补贴制度，应趁此拟定一个完整且涵盖其他补贴改革的路线图。

“整体补贴机制的改革起码需要3到5年的时间，就需要在路线图中标明时间线，比如多久开始削减援助金或燃油补贴，到甚么阶段削减多少等。

别忘了，政府先前推介《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现在距离这个愿景只剩8年的时间，（政府）该思考如何在这剩余的时间让人民经济独立。”

诺丁汉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肖赛子博士认为，通过阐明全面及完整的改革计划才能获得人民支持，必须说明补贴的规模、时长、以甚么标准衡量何时停止补贴及改革补贴的潜在好处。

“政府还应尽可能更多披露关于定价机制及价格上调等原因。”

长年补贴恐尾大不掉

一、国家财政有压力

李兴裕点出，现金援助并非永久措施，一次两次或是特殊情况（疫情或推行消费税初期）还行，但不能当成一个长期补助政策。

“长期补助肯定会对国家财政带来压力，因为我国财政预算案自1997年以来从未有过盈余，近24年都处于财政赤字的情况，所以当这种需求（现金补助）越来越大，肯定有很大压力。”

二、削弱国人竞争力

蔡兆源指出，因人民及商家在过去近40年的补贴屏障下犹如温室小花，经不起国际波动的冲击，比如这3年的疫情、今年初的俄乌战争、供应链断层和原产品价格冲高造成的百物涨价，故在推行改革补贴会经历一段痛苦的阵痛期。

“长久的补贴导致人民与商家竞争力，比起区域国家稍显弱势，且在长期补贴下，大家并不会感受到真实物价的痛苦，故坚韧难免不足，所以应调整思维，自我提升自我进取。”

长久补贴难免让人心存侥幸，李兴裕直言，久而久之人们会觉得补贴永远都在，所以在财务调整方面力度不够，遭遇挑战时容易措手不及。

“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的民众看到通胀冲高，就会优先专注必需品，而不会买大件商品（Big Ticket Item），反观我国普遍觉得政府会担心人民生活而给予补贴，并不会因此预先调整财务应对潜在危机。”

三、机会成本损失

李兴裕指出，当政府著力在补贴，因为补贴造成不能把这些资金用在其他发展项目，从而造成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损失。

“政府若最后没有选择，必须采取一些比较强硬的措施以重新分配资源，比如征收繁荣税（Cukai Makmur）共享你的财富，达到发展国家的目的。”

蔡兆源也点出，补贴对国家经济发展并无大效益，而发展开销才是长期推动国家发展的关键，而目前的补贴（773亿令吉）还高过2022年财政预算中分配的发展开销756亿令吉。

四、人民经济独立难实现

改革补贴不只是政府的责任，人民也要调整思维，拐杖文化不可取，因世界上没有永远的补贴。

李兴裕直言，现在我们能够和外界竞争主要归功于补贴，所以担心政府落实补贴改革的潜在影响。

“补贴就好像营造美好环境，商家除了能享受水电费补贴，又有各种不同的经商津贴，自然会对补贴产生依赖，人民有工作但政府还是会给补贴，长久难免会有不求上进的心态，当政府想要逐步抽回（补贴）反而惹民怨。”

此外，蔡兆源以之前政府推出消费税1.0时的情况为例，即为减低消费税落实之初的冲击，特别发放一次性的一马援助金（BR1M），但到了今时今日援助金已成为固定标配。

“当援助金及补贴变成长期政策，对于人民而言就好像是鸦片般的存在，上瘾后要戒谈何容易。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还有个不健康的现象，即谁能给最多的援助，就是最好的政府。”

下期预告

改革补贴的挑战有哪些？政府又该如何做？对比区域国家的现金援助及补贴政策，有哪些可以借鉴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