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生产总值（GDP），很长时间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第一指标，也成为全国人民欢乐祥和的重要调味品，但在高GDP数字的背后，每个国家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真正的事实并不是我们所眼见的。

在剖析过政府、家庭和企业追逐GDP增长路上取得的成就，以及风光背后暗藏的隐疾后，最后一期专题将探讨我国经济该如何医治这伤痕累累的身躯，并继续往前达成跻身先进国的宏大志愿。

中长期应著重潜在增长

在主要经济体开始闪现景气“红灯”时，我国第二季GDP增长4.9%，成为区域唯一亮点，但大马是高度开放经济体，外贸占GDP比重高达132.25%，在贸易战旷日持久，以及内需3架马车各有隐患的情况下，我国也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方向。

BIMB首席经济学家莫哈末阿法尼占表示，短期内大马经济仍然笼罩在美中贸易战和英国脱欧协议进展的阴影中，而原油价格波动同样为大马经济增添隐忧。

“政府应当保持谨慎，并部署好可带来稳定增长的政策。”

他补充，全球各国政府在经济放缓的当下，皆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透过财政刺激措施来推动经济增长，加上配合货币政策，更能有效推动经济增长，事实上，各国中行一直在削减利率，借以提高购买力来推动经济。

尼占指出，随著国际形势不断变化，我国也必须不断适应，并思考如何改进，从中长期来看，大马应当著重于潜在的增长。

解决3大问题成关键

有韧性的经济，往往需要政策和体制机制在关键时候作出适应性的改变，从而让经济活力充份释放，要想大马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更加稳固，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解决私人投资、生活费高涨，以及生产力3大问题将是关键。

1.提振私人投资

中美贸易战越打越凶，让亚洲笼罩在衰退的风险之中，而我国迟迟不见起色的私人投资更成为经济学家眼中急需根治的重点。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0年代是大马私人界投资的黄金期，私人领域总固定资产创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1991年的21.89%一路飙至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前的31.82%，但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也彻底打垮了私人界的信心，直到现在私人领域总固定资产创建占GDP比重仍未恢复至风暴前水平。

数据显示，在2015至2017年期间，私人投资增速已从2010至2014年的13.6%显著放缓至6.8%，私人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则从2010年的12.3%提高至2017年的17.4%，在8年内只增长的区区5.1%，反映出我国在提高私人投资增长时，面对成本竞争、国内投资前景，以及FDI竞争等挑战。

近几季增长显著下滑

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董事李兴裕表示，私人投资增长在最近几季显著下滑，是值得关注的大问题。

“私人固定资本开销显著拉回令人担忧，主要是私人投资是维持经济增长、提高生产力、创造高收入职位，以及提高出口能力的重要一环。”

他指出，国家新政治气息和政策变革，包括重估部份大型基础建设项目都可能打击中期私人投资前景。

“不过，若新政府能有效执行结构改革，以及重建公共机构可信度，甚至是提高政策透明度和一致性、减少浪费与繁文缛节和打击贪腐，这都将提高私人领域的营运和商业效率，从而营造出更亲商的环境，并成为国际经济增长的强大催化剂。”

财长料公布提振措施

他补充，考量到政府承诺取得包容性、有素质和可持续发展，预期财政部长林冠英将公布提振私人投资的措施，因为有利的投资环境、降低经商成本（包括监管与合规成本）以及领域前景是激发投资者加快国内投资本能的先决条件。

“除了简化和合理化系统，以及新创企业程序和监管外，我希望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持续开通，以创造一个充满弹性与开放的商业环境。”

可考虑明年来调低公司税

其他催化因素方面，李兴裕认为大马公司税有更为“积极”的空间。尽管财政预算吃紧抑制今年公司税下调可能，但税务改革委员会（TRC）可考虑预告在2020年或以后调低公司税，同时减少过多的免税/税收抵免/补贴，以实现更简化的税收制度。

“税务系统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打造更公平、更具国际竞争力，以及更有效和不复杂的税务机制。”

他说，商家需要稳定的环境，才会做出长期投资承诺，因此有连贯性的投资政策是最重要的维稳因素。政府需制订明确的方向和未来远景，才能说服投资者掏钱投资。

提供更亲商监管环境

同时，政府也应减低监管力度，以及行政负担和侵入性的公共服务（例如拥挤的政府相关公司和国营企业）以提供更亲商的监管环境来提振私人投资，而减少官僚主义、繁文缛节和解决技能不匹配问题，以及鼓励技术和创新的部署将降低开展业务的成本。

“在技术和创新等领域需要更多的私人和公共投资。

额外的研发支出将激发新技术的创造，并鼓励企业投资新设备。国内战略投资基金应重点投入在未来部门，特别是工业4.0部门，同时更好地针对性扶持私人领域活动。”

应量身定做工业调整基金私人资本投资改革则应将资金直接导向制造业升级，以促进高端和深化国内领域价值创造能力。同时政府也应量身定做工业调整基金（IAF）来引导私人投资流入由新创科技、创新与知识型的战略新兴领域，其中包括国防科技、气候设备、航天、低成本与绿色工艺、医疗设备与现代农业。

2.提高生产力

自1990年中旬开始，大马已落实措施来强化创新，以引导经济往知识型转向，但直到现在大马生产力仍弱，经济仍高度仰赖非资讯科技资本累积等生产要素投入。

生产水平仅为美新一半目前，我国生产力仍持续落后诸多发达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PPP）来看，大马今年生产水平仅为美国和新加坡的一半。虽然大马生产力仍领先泰国、中国、印尼、印度和越南等区域同侪，但这些国家的生产力增速远比大马为快，彼此的差距正快速地拉近。

我国若想继续保持领先，那就得从提高资本或劳动效率下手。

2a.劳工市场结构调整

大马劳工市场在过去30年随经济与社会转型不断蜕变，但总体就业仍跟上劳工供应步伐，帮助营造稳定的失业率，同时劳工收入比重也持续攀升。

仍高度仰赖中低技能劳工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过去15年，我国就业增长与劳工增长一致，普遍游走在2.9至3.7%，但我国劳工市场仍有一些结构性缺点有待解决，以帮助国家达成中期经济目标。

人力资本发展是提高大马劳工生产力的关键。目前，大马工业仍高度仰赖中低技能劳工或外劳，高技能劳工占总劳工比重仍低见27.2%，远低于政府2020年的35%，也导致劳工素质对GDP增长的贡献比例仍低。

青年和女性失业率较高

在2001年至2018年期间，劳工素质对实际GDP增长仅带来约8%贡献，远远低于经济合作组织（OECD）平均。

此外，青年（30岁以下）和女性失业率较全国水平来得高，同时乡村地区的女性和高等教育劳工失业率也往往较高，而这样的情况更持续至今，发映出技能错配等结构性问题。

教育素质和学习机会需改善

世行报告指出，大马教育公共开销占GDP比重，远比同侪国家来得高，但教育素质和学习机会却需要进一步改善，以满足瞬息万变的商业需求，并减低技能错配问题。

此外，尽管入学注册的性别差异已经拉进，但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却显著低于高收入国，因此监管单位应持续落实政策来提高人民接受高等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机会，同时透过与领域咨询来现代化课程、培训师资、落实双语计划来强化英语掌握能力，以及改善教育机构的基础设施。

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我国劳工生产力平均增长1.5%，比劳工平均薪酬3%增幅少了一半，反映出单位劳动力成本（unit labor cost）成本走高，意味著企业经商成本增加了。如果企业想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那就得靠提高劳工生产力。

企业应转向资本导向科技

世界银行认为，就如第11大马计划（11MP）和多项蓝图所列明般，政策应全面，并特别专注改善传统与职业教育传递和素质、创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技能、鼓励研发，以及提高女性就业参与度。

任何外劳政策改革应著重于鼓励公司转向资本导向科技，并且与企业明确沟通和逐步让高度仰赖外劳的领域进行劳工结构调整。透过改善劳工市场，以及公共基础建设和监管架构更新有助进一步改善商业环境，从而扶持私人投资和降低外部失衡风险。

2b.提高资本效率

在经济学，资本（Capital）是继劳工后另一种生产要素，借由投资厂房、设备、材料等物质资源来提高生产力和收入。

根据高德纳咨询公司（Gartner），今年大马对科技产品与服务的投资额料达到155亿美元（约647亿令吉），按年增长4.6%，较全球平均的3.2%增速为快，反映出大马企业持续借由资本投资来强化生产力，甚至是提高竞争力。

资本投资占GDP比重逐年跌

不过，令人忧虑的是，大马资本投资占GDP比重在1995年达到43.64%后逐年下跌，2018年资本投资占GDP比重仅为23.63%，几乎较高峰期减少近半，反映出企业已不再大力投资来强化生产力。

更令人忧虑的是，大马政府已将数码经济视为未来经济发展重点方向，因此数码基础设施、软体和技能投资是拉进我国和其他国家数字鸿沟，以及推动经济增长迈向2020/25愿景的重点，但国内企业思维过于保守，IDC数据显示，大马资讯科技开销虽逐年提高，其中70至75%份额却用作硬件建设，无视全球企业开始走向云端的大趋势。

企业“重硬体轻软体”的投资态度，将为大马带来显著的机会成本，主要是庞大的云端收入将转移至数据中心云集的新加坡，这不但影响政府财政收入，同时也导致新创企业缺乏茁壮成长所需的数码基础建设。

因此，IDC建议政府应扮演起领头羊角色，开始思考资讯科技领域如何能从数码经济中全面受惠，同时创造新的经济和就业增长机会，而公共和私人领域联手将为提高GDP、外国投资、科技技能等奠定基础。

3.提升购买力

生活费飙高是全球趋势，大马也难以幸免，其中成本压力多来自于房屋、食品与交通，而这将持续大马家庭和企业带来压力。

虽然近年通膨率持续徘徊在低位，但消费者却老是感到物价高涨，主要是消费模式和价格变化很大的情况下，通膨可能无法反映出生活费用变化的全貌。

收入增长追不上通膨

更重要的是，收入增长追不上生活费增长速度，也使得打工族艰难维持生计。国家银行在2018年报中表示，自2015年以来，企业和员工实际工资增长的差距已经显著扩大。

从雇主的角度来看，薪资增长速度远较劳工角度来得高，主要是企业销售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增速低于员工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价格。

国行指出，企业经常忧虑薪资上涨将压缩盈利，而劳工则抱怨“工资停滞不前”和生活费上扬，而这反映了雇主和雇员之间工资增长缓慢的巨大差异。

需采取全面方案

经济学家认为，解决居高不下的生活费压力需要采取全面的方案，不应只局限于提高薪酬，还要审查扼杀竞争，以及导致价格上涨的法规和合规政策。

“政府每年提供的现金补贴只能解燃眉之急，未来恐无以为继，因此薪酬的上涨必须伴随著产量提高，以及单位劳动力成本降低。”

他补充，技术升级、技能提升和再培训将提高劳工的就业能力，有助于提高劳工薪酬和购买力，而企业投资高附加值和技术密集型和技能型生产，也有望降低生产成本，最终达到拉低物价的效果。

应开放市场提高竞争力

不过，他认为，我国生活费居高不下，缺乏竞争和中间商参与导致的价格扭曲也是因素之一。

“当政府限制新公司进入，抑或特定公司在领域处于垄断地位时，这些公司将利用特权来提高价格，从而增加赚益，因此我们应开放市场，让更多参与者进入，透过竞争来拉低价格，从而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

【结语】
看完所有，不难发现其实这些都是老问题，只是我们太满足于现状，没有真正面对问题去解决。

现在，是我们正视问题的时候了，一昧忽视问题，当经济引擎因这些问题开始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我们可帮了从后追赶的竞争对手一个大忙。想要继续保持领先？家庭、企业和政府这3架马车，请动起来正视问题，将经济重新导回长期增长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