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爆发所赐，全球目前面对经济和财政困难，近来，在日常生活里，凡是关系到钱的事情，都成为一个敏感的课题。

在脆弱的经济环境里，许多人失业或者减薪，少数股东无可避免的必须密切注意发放給主要管理人员（尤其是上市公司总执行长和董事部成员）的薪酬配套。

在抵制波动性增加和股价下跌的当儿，对那些因股价下跌而陷入困境的投资者而言，总执行长或董事部成员继续以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享受巨额津贴是否合理，确实是值得探讨的。

百强薪酬下跌

毫无疑问，证监会通过2020企业监管观察，对大马交易所百强（FBM100）指数成分股（2019年12月23日）的薪酬待遇最新调查结果，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

这尤其是在小股东将股票表现和薪酬规模做比较之际，虽然比起去年，该薪酬有所下跌。

在董事部薪酬最高的10家公司，有6家公司的总执行长也薪酬最高，意味着这些公司的董事部薪酬里，很大部分是归于总执行长的薪酬待遇。

尽管在2019年薪酬最高的董事部当中，有5家的薪酬比2018年有所下降，最大的跌幅是23%。

按年显示，薪酬下降的包括云顶（GENTING）、云顶大马（GENM）、杨忠礼机构（YTL）、大众银行（PBBANK）和威城（VS）。按年薪酬增加的，则是IHH医疗保健（IHH）、双威（SUNWAY）、亚航集团（AIRASIA）和成功机构（BJCORP）。

虽然薪酬下跌，云顶的董事薪酬还是最高，即1.7224亿令吉，接着是云顶大马 （7780万令吉）， 杨忠礼集团（7609万令吉），IHH医疗保健 （6303万令吉），大众银行（6277万令吉），亚航（6050万令吉），双威（4683万令吉），成功机构（3950万令吉）和龙合国际（LHI)（3256万令吉）。

这让我们想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如果小股东按照他们所投资公司的股价表现来衡量，他们要如何对高管人员（包括董事部成员）的高额薪酬来表达不满？

高薪酬（包括固定收入，花红和股票期权）的主要理由是，必须要吸引到能够为股东制造高回酬的人才。

研究行业背景

或者，公司可能辩说，虽然股市表现不好，但是董事部也付出了努力。更进一步的是，董事部可能阻止了更大的业绩下滑，因此他们应该获得丰厚的薪酬。

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是，董事部薪酬是个不精确的科学，我们不能简单的诠释什么是“高”或“低”。我们须要研究该行业的背景和特点。

我们甚至可以说，总执行长/董事部的薪酬具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

例如，一个研究发现，国际油价上涨往往致使油气公司的总执行长的薪金大增——换句话说，这些总执行长们基于无法控制的因素，竟然可以获得大笔的薪水。

投票表达不满

当我们预期董事部可以调整他们的薪酬，而不管提名委员会的角色时，这存在着内部的利益冲突。小股东，和更重要的是大股东，必须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投票来表达不满。

因此，少数股东表达不满的最佳管道，是通过和拥有较大股权的机构投资者密切合作，来突出股东维权主义。

或者，他们可以通过股东大会/特大的平台来表达不满，希望这种宣传对董事部成员有所克制。

机构投资者可以直接通过监视或监督角色，影响总执行长的薪酬。他们在董事部的代表，将允许他们发挥更积极的监督作用，从而阻止CEO控制董事部或在薪酬方面投机。

证监会在《2020企业监管观察》里说：“这表明机构投资者可以集体的确保薪酬的公平的、董事的表现和角色相称。”

“因此，机构投资者在行使他们的管理职责时，应该继续参与有关薪酬的董事会议，审查薪酬和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行使表决权。”

少数股东也必须记得，最有能力决定CEO薪酬的人，就是有权批准CEO薪酬的董事部成员。

罢免无效率董事

这些董事无可避免的必须对支持他们的股东负责，因此，如果没有办法维护股东权利时，股东应该罢免他们。

在这方面，少数股东必须注意公司董事的表现，尤其是作为股东“耳目”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有时，董事比CEO（也是大股东）的反应还快，因为这些CEO可以票选独立董事。当这些独立董事成为董事部成员时，他们必须“尽忠”，及无法质问CEO的薪酬。

我们理解，成为公司的董事部成员是份非常有利可图的工作，因此，很少董事愿意和CEO对抗，因为CEO通常对他们的提名和委任有很大的影响（即使这是通过公司股东大会/特大的正式投票过程而选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