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许多人往往质疑款额有限的现金援助到底能帮上何忙？这种杯水车薪的无奈，却正好印证“长贫难顾”的道理，现金援助仅能提供短期的缓解，却难以撼动长期贫困的结构性根源。

在生活成本高企、城市化加速下，许多家庭即使获得援助，仍在高房租、医疗负担、教育支出与照护责任中苦苦支撑。当援助金用完，问题依旧；下一轮援助尚未来临，家庭又重新陷入捉襟见肘的循环。

专家直言，社会福利的涵盖面远超单纯的金钱援助，更应包括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非金钱形式的支持。唯有通过多维度的资源投入与赋能，政府才能真正协助贫困家庭打破恶性循环，实现自立。

从给钱转向供资源

福利援助实现脱贫自立

专家认为，现金援助固然能协助穷人一解燃眉之急，但要真正协助他们脱贫，社会福利局扮演要角，政府不应只局限于提供金钱援助，而是需考虑提供其他形式的帮忙，如增加特定设施或资源以解决人们的实际需求。

永续发展跨国会联盟（APPGM-SDG）研究员塔纳拉向《南洋商报》坦言，社会福利局的援助政策与民众的期望存在显著落差。

他指社会福利局官员曾告知，大马不是福利国，该局提供的帮助是临时性的、旨在赋能受助者实现自立，而不是终身或永久性的福利。

“然而，我们在走访基层时，经常听到民众抱怨未能获得社会福利局的援助，有人提出申请（援助）后因为家里有安装ASTRO而被拒绝。实际上，社会福利局面临着案件数量庞大、政策缺乏更新的困境，他们无法增加援助金的款额，只能优先支持最紧急的个案。”

他坦言，援助并非理所当然的，例如一些单亲妈妈会认为自己本应获得援助，但即使获得援助，也是有期限的援助，即一旦孩子中学毕业，社会福利局就会重新计算家庭收入，若认为该名单亲妈妈每月收入足以应付生活，就会停止援助。

应检讨现有福利政策

搭纳拉认为，现金援助固然能协助穷人一解燃眉之急，但要真正协助他们脱离贫困，社会福利局应检讨现有政策，不应只局限于提供金钱援助，而是考虑提供其他形式的帮忙，例如增加特定设施或资源，以解决人们的实际需求。

“或许他们可设立一些枢纽或在各州或区域进行去中心化管理，建立不同机制来处理援助，而非只发放固定援助金给受助者，这样能更好地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和需求提供针对性的帮助。”

他指出，由于社会福利局站在消除贫困的前线，许多人面对各种问题需要援助时，都会想到向社会福利局求助，但一些问题其实是由其他部门或机构负责。

“例如修缮房子的援助是由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ICU）负责，但人们往往只会想到社会福利局。”

薪金福利不高

没人要当社工

克切拉香积厨营销总监谢国良认为，大马缺乏完善的社会保护网以支撑贫困及弱势群体，政府的援助金固然可减轻一些生活负担，但要让他们真正脱离贫困，则需要社工和护工的帮助。

“我觉得我们需要多一些社工，因为没有完善的社工体制，很多人不愿意当社工，以台湾和香港为例，当地社工的薪金和福利都比较好，愿意当社工者也比较多。”

他举例，在克切拉受助者当中，有一名单亲妈妈因儿子是残疾人士而需要她长时间照顾，无法到距离住家较远的地方工作。

“这名妈妈因学历不高，所以只找到一份扫地的工作，没有车的她也无法到远处工作，因为她要经常回家照顾孩子。若其儿子有人照顾，或政府按个案为这特殊家庭提供更多援助，那么她就可到离家更远的地方上班，收入也更高。”

他也说，城市中需援助的独居老人正在增加，但因为年龄限制导致他们难以就业。

食物银行助街友贫户

克切拉一开始是以香积厨的模式，通过行善方式将食物派给街友，但随着志工团队日益壮大，所接触到的街友越来越多且对他们更了解时，才发现许多街友其实都有家庭，且大多数来自贫困或有问题的家庭。

谢国良说：“当我们接触到更多街友时，就会开始问自己，为何他们有手有脚却不去做工呢？然后才发现，其实超过一半的街友是长者，他们很难找到工作，所以只能在街头露宿。”

设街友数据库

他指在派发食物给街友之际，克切拉香积厨也设立了街友数据库，该数据库登记了大概1万人，当中有79%来自贫困家庭，超过80%学历不到中五，还有一半没上过中学。

谢国良提及，克切拉在2012年启动食物银行计划，把协助的群体从街友扩大至贫困及弱势家庭，这些家庭多数住在人民组屋。

“因为收入不太好，同时也有很多负担，这些家庭可能一天三餐都吃着同样的食物，我们将善心人士或企业捐赠的白米、食用油、盐和糖等必需品分发给他们，至少可帮他们省下这方面的开销。”

目前全国共有4000多个家庭接受克切拉食物银行的援助，这些家庭主要位于吉隆坡、怡保、槟城、马六甲及新山等城市。

此前，志工每月都会将物资派发给受惠家庭，但随着志工人手不足，如今改为每隔两个月派发，每次所派发的物资价值约250令吉。

“现在的东西越来越贵，这些家庭的负担也越来越重，所以我们希望这计划能有所帮助，他们所省下来的钱可用在其它地方，例如孩子的教育等。”

贫困线收入升至2705元

根据大马官方标准，家庭月收入超过哪个数值才不算贫困？

大马统计局2024年马来西亚贫困问题报告指出，全国贫困线收入（PLI）平均值从2022年的2589令吉提高至2705令吉。

其中，吉隆坡（3011令吉）、雪兰莪（2949令吉）、沙巴（2843令吉）、登嘉楼（2841令吉）、柔佛（2775令吉）、马六甲（2751令吉）、纳闽（2723令吉）及砂拉越（2718令吉）的贫困线收入平均值高于全国。

贫困线收入平均值低于全国的则有布城（2628令吉）、彭亨（2560令吉）、森美兰（2493令吉）、槟城（2399令吉）、霹雳（2364令吉）、吉打（2362令吉）及玻璃市（2217令吉）。

在2024年，绝对贫困率最高的是沙巴（17.7%），其次为吉兰丹（11.5%）及吉打（8.5%）；绝对贫困率最低的是布城（0.2%）、雪兰莪（0.9%）及吉隆坡（1.0%）。

报告指出，2024年的全国赤贫或极端贫困率为0.09%，其中，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彭亨、槟城、玻璃市、雪兰莪、吉隆坡、纳闽及布城的赤贫率为零，沙巴是赤贫率最高的邦州（0.7%），吉打、霹雳、登嘉楼和砂拉越的赤贫率为0.1%。

善用多维贫困指数

助力精准援助

根据统计局的定义，赤贫家庭为收入低于食物贫困线的家庭，而2024年的全国食物贫困线收入平均值为1236令吉。

除了赤贫和绝对贫困，月均收入低于家庭中位总收入50%的家庭，则被定义为相对贫困；在2024年，这个收入门槛为每月3509令吉，全国相对贫困率为16.7%。

统计局指除了以贫困线收入来衡量贫困，也以多维贫困指数（MPI）来衡量贫困。贫困线收入是以家庭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为基础；而多维贫困指数则衡量家庭在教育、健康、生活水平等非金钱层面的匮乏。

报告强调，若仅以贫困线收入为依据，覆盖面虽较广，几乎所有低收入家庭都可被识别，但存在过度瞄准的风险，即有部分按该指标被判贫困的家庭，实际上并未在教育、健康或住房等其他维度上出现匮乏，却仍接受援助。

相反地，若只以多维贫困指数为依据，则聚焦在遭受多重匮乏的最严重群体，但会有目标不足的风险，因为许多低收入家庭可能被排除在援助之外。

因此，两者并用的方法被视为更有效：即对全国贫困线收入——贫困的家庭提供短期的现金援助以缓解生活成本压力；而对多维贫困指数——贫困家庭则需要更具结构性和长期性的干预，例如改善优质教育、医疗及住房的可及性。

收入划分贫困过时

塔纳拉认为，仅靠收入来划分一个家庭是否贫困已不合时宜，因为多维贫困指数揭示了大马社会特别是城市地区，存在复杂的贫困问题，即除了收入，也得关注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及家庭等其它维度。

“例如，一家之主月入5000令吉被归类为中等收入家庭，他是家中唯一收入来源，需供养5口人，且需负担高昂的水电费及各种贷款，这家庭可能会钱不够用；而另一个家庭，夫妻双方领取最低薪金，家庭收入约为4000令吉，在支付每月700至800令吉的房租和水电费后，剩下极少的储蓄，但在医疗保障方面，他们没医疗保险，完全依赖政府医院。”

他举例，在城市地区，一些家庭所面对的贫困问题包括医疗设施不够完善、孩子辍学、家庭功能失调等，一些年轻人甚至涉及私会党甚至毒品问题。

“一些家长可能为了养家活口，每天出门工作超过12个小时，他们只能给予孩子最基本的关注。”

他也说，根据其在雪州巴生进行的访问，发现有家庭因校车费过高而牺牲了孩子的教育，“因为住家离学校较远，每个孩子每月车费超过100令吉，这对育有两至三名孩子的家庭来说是沉重的负担，这种经济压力是导致孩子辍学的原因之一，部分父母也缺乏孩子需完成学业的意识，导致问题加剧。”

2024年逾26亿助55万人

长期以来，社会福利局为我国弱势群体提供援助，受惠者包括贫困家庭、儿童、老年人以及残疾人士等。

在2024年，社会福利局共拨出26亿677万781令吉的援助，受惠者达55万416人。在这11种援助金中，占比最高的5类援助金分别为乐龄人士援助金（BWE）、无法工作残疾人援助金（BTB）、残疾工人津贴（EPOKU）、联邦普通援助金（BA）及儿童援助金（BKK）。

5类援金占比最高

其中，沙巴总共有6万6236名受惠者，金额达3亿1421万8467令吉；其次为柔佛，受惠者达5万4956人，金额为2亿7154万7437令吉；霹雳以5万1956名受惠者紧随在后，金额达2亿5418万8025令吉。

高度城市化的雪兰莪有5万2640名受惠者，援助金额达2亿4869万8242令吉；砂拉越则以5万3840名受惠者排在第五，金额为2亿4346万207令吉。

至于纯城市地区的吉隆坡，则有1万5489名受惠者，金额为7428万2730令吉。

根据大马统计局2024年家庭收入调查报告，全国有77.9%的家庭居住在城市地区，其中，布城和吉隆坡（100%）、雪兰莪（95.8%）、槟城（92.6%）、纳闽（92.2%）、马六甲（91.6%）和柔佛（79.3%）的比例超出全国水平。

与此同时，吉兰丹（45.4%）、彭亨（55.3%）、玻璃市（56.5%）和砂拉越（59.9%）的比例低于60%；霹雳（74.0%）、森美兰（71.4%）、吉打（67.1%）、登嘉楼（64.0%）和沙巴（60.2%）则介于60%至全国比例之间。

现金援助“前世今生”

大马首次落实现金援助计划是在2012年，时任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推出了“一个马来西亚人民援助金”（BR1M），直接向低收入群体发放援助金以减轻生活负担。

BR1M的规模逐年扩大，从最初的500令吉到2018年最高可达1200令吉，受惠者群体也扩大至单身人士和部分中等收入群体（M40）。

2018年政权更迭后，BR1M于2019年进行第一次“转生”，更名为“生活援助金”（BSH），强调援助金是用于协助人民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

在国盟政府提呈的2021年财政预算案中，现金援助计划更名为“关怀人民援助金”（BPR），作为取代BSH的计划。

随着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在2021年8月接替丹斯里慕尤丁出任首相并提出“大马一家”概念，现金援助计划再次更名为“大马一家援助金”（BKM）。

昌明政府上台后，现金援助计划又迎来“转生”，成了现有的“慈悯援助金”（STR），这计划被定位为国家扶贫和减少不平等的核心工具，伴随STR而来的还有慈悯基本援助金（SARA），让受惠者使用大马卡在注册商店购买必需品。

根据MyKasih基金会数据，2024年的SARA拨款达4亿6480万令吉，当中有97%已被受惠者所使用。48万9181名受惠者购买约5300万件商品，总值达4亿5171万令吉。

63%的总援助拨款是在吉兰丹、吉打、登嘉楼和霹雳兑现，这些州属是大马半岛登记贫困人口数量最高的州属。

福利局所提供11类援助金

1. 乐龄人士援助金（BWE）
2. ● 为所需长者提供经济支持以过上更舒适及有尊严的生活

● 每月可获500至600令吉

2. 无法工作残疾人援助金（BTB）

● 帮助没工作能力的残疾人，鼓励他们继续与家人一起生活

● 每月可获300令吉

3. 残疾工人津贴（EPOKU）

● 鼓励在职残疾人继续就职

● 每月可获450令吉

4. 联邦普通援助金（BA）

● 协助贫困群体、慢性病患、残疾者、乐龄人士及失去收入来源的家庭减轻生活负担

● 个人每月可获100令吉，家庭每月可获350令吉

5. 儿童援助金（BKK）

● 保障儿童的福利及发展

● 每名儿童每月可获150令吉，每个家庭最多1000令吉

6. 卧床残疾人/慢性病患照护援助金（BPT）

● 协助减轻卧床残疾人或病患家属的负担

● 每月可获500令吉

7. 应急援助金（TBS）

● 为灾害受害者提供紧急援助

● 一次性获得最高300令吉

8. 领养儿童援助金（BAP）

● 支持弱势儿童或孤儿继续与领养家庭一起生活

● 照顾两名孩子或以上的家庭每月最低可获250令吉，最高可获500令吉

9. 义肢/辅助工具援助（BAT）

● 为所需残疾人提供义肢或辅助工具

● 视义肢或辅助工具实际价格而定

10. 创业援助金（GP）

● 为接受社会福利局援助金者提供一次性创业援助金

● 最高可获2700令吉

11. 学徒培训援助金（BLP）

● 为接受福利机构学徒培训的学员提供津贴

● 每月可获200令吉

现金转移能否有效消除贫困？世界银行及贫困行动创新组织在2024年发布“现金转移支付的证据简报：概述和十大关键信息”：

1. 影响与成本：提供更高金额或更频繁的转移支付或提供互补支持的方案会带来更大的影响，但同时也增加成本。
2. 模式偏好：现金转移支付减少货币贫困、改善健康和营养及增加粮食安全方面更有效。
3. 价值门槛：高价值转移支付对包括消费、储蓄、投资及特定的健康和营养成果有更大影响。
4. 互补措施：附加措施有助于缩小性别差距并赋予妇女和女童权利，例如通过建立技能和社会资本。
5. 投资与支付：以一次性总付方式支付的更高转移支付金额，可推动家庭进行长期投资，并带来更大的资产积累。
6. 长期效益：持续时间更长（超过两年）的现金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相关的更大影响有关。
7. 数字支付：数字支付提供了增加项目影响和成本效益的机会。
8. 性别赋权：增加女性获得工作、资产、金融普惠和创业机会，且有助于遏制基于性别的暴力、转变有害的社会规范。
9. 实施重要性：实施过程需仔细考虑国家和项目现有的制度能力和结构。
10. 证据差距：现有证据库中仍存在若干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