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报道：黎添华

来自东京的大学生安达清与厨师黑泽在结束大马的旅程时，对我国的几种现象感到不可思议。

首先，身为拉面师傅的黑泽不能理解，为何巴生闻名的肉骨茶小贩居然会面对后继无人的尴尬；而安达清也不明白，为何我国清洁工人几乎全是外劳，而且工作环境竟如斯恶劣？

两名外国人对我国上述的不解并不是没有答案，只是我们未洞悉的是，这种种看似匪夷所思的现象背后，正也一步步地带来无穷的影响……

安达清与黑泽指的工作，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3D工作，即“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艰难”（Difficult）。如今，这种工作也添加了 “劳累”（Demeaning），成了4D工作。

除了小贩与清洁工外，我国的4D工作尚包括水泥工、清道夫、工地督工、保安、农夫及果园工人，及部分极具危险性的工厂工作。

这些工作薪水低、难度高，以及时间长外，部分更得承受日晒雨淋或环境不卫生，部分还具有一定的危险。

不仅如此，由于这些工作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这进一步让国人排斥这些工作。然而，本地人不愿从事这些工作，真的是无伤大雅的现象吗？答案可能超出您的想象。

隐忧1：人口结构改变

首先，以马来西亚人口结构而言，根据统计局2020年数据，670万外劳不仅超出我国少数民族的印裔人口，成为巫华以外的第三大群组，外劳人数更直逼739万华裔人口。当局就预测，若华裔继续保持低生育率，而我国在经济上也仍走不出依赖外劳的“宿命”的话，那么未到2030年，外劳将取代华裔成为我国第二大群体。

这一现象无不对国家带来压力，尤其政府政策上必须得做出一定的调度，甚至妥协。此外，尽管有关“外劳是治安问题的祸首”是带有歧视性的伪命题，但无可否认的是，撇开治安问题不谈，外劳与本地人结合的现象在近年来有增加的趋势，而内政部就发现不少外劳借助与本地人结婚来申请定居我国。在意识到有关现象后，内政部已多次重申这是违法的，其中外劳的工作准证将自动撤销外，本地配偶也可面对罚款、鞭笞，甚至监禁的刑罚。

当然，假结婚骗取居留权不一定只发生在外劳身上，其中，欧美退休人士也被发现借此留在我国生活，然而对时事评论员陈纪源来说，从疫情期间的感染趋势所见，卫生意识普遍不高，且生活习惯引起诟病的外劳，无疑在多个州属成为主要感染群。

隐忧2：流失高额外汇

陈纪源也是马来西亚数码经济总会总秘书，他指出，政府自80年代开始大量引入外劳，数十年来他们成为我国一股不能忽视的经济力量，其中，吉隆坡、柔佛、槟城、森美兰等州属的几个地区的经济活动，就极度依赖外劳。

一旦外劳被遣送，这些被刁侃为“外劳天堂”的地区，便承受极大的经济损失。

再来，即便有人指外劳刺激本地经济，然而陈纪源认为更多的是外汇流失。

不仅如此，根据该会发现，外劳也开始涉足线上消费，尽管人数不多，但终将成为消费主流，届时会否流失更多外汇，将是可以预见的。

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就曾公开调侃，指国人拒绝的低层工作一旦由外劳取而代之，最终外劳会变得富有，而国人则维持原状或沦为贫穷。

此外，他当时还呼吁国人不要过于嫌弃低下的工作，否则最终就连工资也没有。

隐忧3：降低技术品质

当我们以为国人不干低层工作的隐忧就只是外劳带来的社会问题之际，世界不动产联盟马来西亚分会主席拿督高炳江却看到另一个更大的致命点——品质与水平。

从事屋业发展超过30年的他发现，过去当本地人从事督工或水泥工时，手工相对较好，纰漏瑕疵也较少。然而，随着我国将这些工作交给相对上知识水平低、技术掌握不高的外劳负责后，则较常发生建筑缺陷的情况。

此外，据他了解，一些发展商所雇用的外劳语言上无法沟通，部分更是缺乏训练的新手，因此导致发生缺陷或手工粗糙的几率增高。不得不提的是，随着近年来建筑设计要求越见提高、地势也多以高地或填海区为主，这些都提升了对水泥工的要求，然而技术不够、经验不足的工地菜鸟，更是可能无法达标。

“有时发展商很想做好一个项目、设计师也做得很新颖，但是往往最后施工的时候，却因为工地员工无法达标而衍生问题，这很可惜。”

据悉，这类情况也发生在工业区，但进入90年代末期，外劳多以操控机器为主，因此大大减低出错及品质不佳的问题。

隐忧4：沦为第三世界训练场

高炳江也发现，长期依赖外劳的结果，将导致我国沦为第三世界的训练场。

他指出，随着国人不从事低层工作，那么这些迫切的工作就交由外劳负责，经年累月后，这些外劳一旦熟练便回国，届时我们又得重新训练一批新手，长期而言，不利于我国各领域的发展。

“我们的技术流失外，还得耗时耗力再去培训新人，穷于应付这样的内耗，可能让我们无法突破现有的水平。”

更不堪的是，技术外流后，新人未能很好掌握技术的话，将导致品质问题。

隐忧5：受外劳国牵制

再来，过度依赖外劳，也会发生工程进度被“牵着鼻子走”的情况。

我国就曾在与印尼出现纠纷时，女佣引入被卡住，就一度引发问题。此外，以疫情为例，由于过度依赖外劳，因此当旧有外劳遣送回国后，新一批在疫情期间无法抵达我国，加上国人又不愿从事低层工作，以致多个领域一度陷入人手短缺困境，成为经济发展受阻的因素之一。

过度依赖外来劳力所带来的弊端，也发生在农业领域。其中，早前人力部和移民局冻结申请外劳政策时，一度导致农业领域欠缺人力增产。

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MEF）主席拿督赛胡申就指出，即使政府积极提供雇主财务援助或其他的支持和援助，但外劳的渴求在复苏和振兴经济方面仍是不争事实，尤其是在低层工作的聘用上，显然的，我们的劳力市场与经济发展，已经从主动变成了被动。其中，疫情期间种植领域便因为面对4万名员工短缺问题，进而招致高达100亿令吉的损失。

马来西亚菜农总会主席林仕伟早前也发文告表示，既然政府要减少我国非法外劳，就应从漂白和简化政策着手。但就迫切性而言，政府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加速申请/重置外劳短缺问题。该会总秘书蔡依锰早前也说，移民局全面冻结引进合法外劳，全国农友面对工人短缺，苦不堪言，因此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和人力部让临时的非法农耕地可聘请和申请外劳。显然的，这在在反映我国种植领域几乎全面依赖外劳了。但，这是菜农们想要的吗？

隐忧6：失传承竞争力

理科大学经济系教授连惠慧博士分析，尽管我国经常表示要发展成高收入国家，但这不意味着就要放弃低层工作，而是看我们如何铺陈发展相关领域。

“就是因为国人嫌弃低层工作，倒是让我国失去一些独特的竞争性。”

首先，一些历经多年的本地手艺，很可能会因为没有人传承而失传，届时我们不仅失去了本地的特点与魅力，更会失去独特的竞争卖点。

以美食为例，我国堪称美食天堂，但随着越来越多小贩面对无人继承手艺的问题后，我国很可能就失去了这卖点。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的传统手艺领域上。

第二，低层工作也能借由高科技来提升作业流程及效率水平，如此一来，国人也就不会嫌弃这些工作，同时也能摆脱对外劳的依赖。

遗憾的是，当国人不愿从事低层工作时，业者们都选择了以外劳取代，而不是借用高科技作业，这不仅使得我们的发展格局始终以低端发展为主外，整体经济发展更难取得突破。

130万外劳多为低阶员工

人力资源部长拿督斯里沙拉瓦南表示，过度依赖外劳，确实是我国人力市场中最关键的问题，其中，截至今年2月为止，我国主要的经济领域就有130万外劳，而且多数为低层工作者。

他接受本报访问时解释，一开始，我国是在70年代工业化时为了解决劳力短缺才引进外劳，但由于之后整体经济本质没有多大的概念性上的转型，因而进一步加深了业者对外劳的依赖，以填补如制造业，建筑业，种植园，农业，以及服务行业上的空缺。

他说，尽管外劳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某程度的贡献，但是却也使经济出现结构性的冲击。

首先，大量依赖外劳，阻碍了我国转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进程。这是因为雇主多倾向低成本的外劳，而放弃了高技术、高产量的方案，而这不利于经济的长期转型。

再者，长期大量依赖外劳也导致国人的就业市场面对困境，如工资被拉低以及就业机会被剥夺。其中，世界银行在2013年进行的研究就发现，外劳涌入增加了国人的失业率。

他也指，根据官方报告、媒体报道，以及研究调查发现，外劳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健康与卫生、犯罪、城市空间和经济机会等问题的关键之一。

“外劳增加后，城市地区的中低收入群体在房屋入住上面对竞争，甚至连小型贸易、公共空间、设施使用机会，也面对竞争。”